当历史的指针拨向“十五五”规划的前夜，中国正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深刻重构。审视国内，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增长引擎的动力减弱，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在此宏大背景下，“重组”一词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与时代内涵。它不再是简单的企业并购或产业调整，而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战略性、前瞻性工程，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的核心驱动力，更是引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智库肩负着洞察大势、谋划全局、咨政启民的时代重任，其价值与作用亟待深度激活与彰显。

  一、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重组”的战略必然性与紧迫性

  “重组”是破解发展深层次矛盾、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但长期以来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首次突破3.3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64%，稳居世界第二，彰显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定决心。然而，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这背后，是创新要素的配置未能达到最优，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不够紧密，是区域发展的同质化竞争依然激烈。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结构性问题，唯有通过系统性的重组，方能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实现发展动力的根本性转换。

  “重组”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与核心路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核心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无论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的“从0到1”的原始突破，还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从1到N”的集群发展，都离不开对知识、技术、资本、数据、人才等新型生产要素的高效重组与优化配置。这种重组，是跨领域的、是网络化的、是动态演进的，它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行业壁垒、地域分割和组织边界，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二、聚焦关键领域，擘画系统性重组的“四梁八柱”

  面向“十五五”，重组工作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聚焦关键领域，打好一套精准有力的“组合拳”，构建起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创新生态。

  重组产业结构，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重组的“主战场”。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一方面，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要全力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应紧密衔接《“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制定更为精细的产业地图和技术路线图。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资源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实现突破。同时，要建立科学的产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避免一哄而上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重组创新体系，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这是重组的“动力源”。关键在于破解长期存在的产学研用脱节难题。建议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探索赋予首席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在成果转化端，应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广“先赋权后转化”等模式，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金融支持端，要发挥好科创板、北交所的“硬科技”属性，引导更多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建立健全覆盖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真正让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沃土。

  重组要素配置，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是重组的“基础桩”。重点是破除制约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数据要素方面，应加快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培育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推动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合规流通与价值释放，让数据安全有序地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在人才要素方面，要坚决破除“四唯”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实施更开放、更有效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让顶尖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重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这是重组的“空间网”。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实质性进展。这要求我们重组区域间的利益协调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的产业转移合作园区、税收分享和生态补偿机制。同时，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重组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引导资本、技术、人才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三、发挥智库价值，为高质量重组提供“智慧大脑”与“战略支撑”

  在如此宏大而复杂的系统性重组工程中，单靠政府部门的行政力量和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智库作为连接理论与实践、沟通决策与社会的桥梁，其价值尤为凸显，必须从传统的“建言献策者”向“全周期参与者”和“系统性解决方案提供者”转变。

  当好“战略前哨”，提供前瞻性、穿透性的研判。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未来，智库必须具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战略洞察力。建议由国家高端智库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顶尖科研机构，以及行业领军企业，共同构建一个“未来产业识别与预警平台”。该平台可利用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分析、技术成熟度曲线预测等前沿方法，动态扫描全球科技前沿，量化评估不同技术路径的颠覆性潜力与产业化时间窗，定期发布《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与风险预警智库报告》。这不仅能为国家“十五五”规划及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供精准的科学依据，更能帮助产业界提前布局，避免陷入“技术跟随”的被动局面和战略误判的风险。

  做好“方案设计师”，提供系统性、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重组涉及深刻的利益调整，充满了复杂的博弈。智库应发挥其中立、专业的优势，深入一线开展“解剖麻雀”式的调研。例如，围绕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智库可组织跨学科团队，设计一套涵盖生态价值核算、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跨省际生态补偿与产业协作利益分配的“一揽子”政策工具包。再如，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培育中的确权、定价、安全等难题，智库可以联合法律、技术、经济专家，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安全与发展的数据产权分置实现路径和交易规则，将顶层设计的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地方和企业能够具体执行的操作细则。

  扮演“第三方评估”，保障重组过程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的效果需要客观的评估。建议由高端智库联合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等机构，研究并构建一套“高质量发展重组指数”。该指数应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可下设产业结构优化度、创新链融合度、要素配置效率、区域发展均衡性、绿色低碳转型水平等若干一级指标，并下设数十个可量化、可获取的二级指标。通过对各地区、各重点行业进行年度评估和排名发布，既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激励约束机制，也能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态调整政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确保重组工作始终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

  搭建“共识桥梁”，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重组必然触动既有利益格局，容易引发疑虑和阻力。智库应发挥其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的功能，通过举办高层次的闭门研讨会、发布高质量的公共报告、撰写权威的解读文章等多种形式，向国内外清晰地阐释中国推进重组的战略意图、政策内涵和预期效益。在内部，要促进政府、企业、学界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解疑释惑，增进理解，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在外部，要主动设置议题，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中国高质量发展故事，为我国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十五五”的壮阔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是一场以系统性“重组”催生全局性“新生”的深刻变革。这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调整，更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治理方式的全面革新。我们唯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干劲，坚定不移地推进这场重组，才能真正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注入不竭的强劲动力。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新型智库群体必须勇立潮头、奋发有为，以更宽广的全球视野、更扎实的本土研究、更创新的作为担当，成为支撑国家战略科学决策的坚强“思想库”和引领社会进步的卓越“智囊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