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 胡晓格（发自东京）

编辑/马琼

　　每天有约500艘船舶在东京湾浦贺水道往来穿梭；这片海湾承担着日本全国约四成的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全日本约三成的原油、五成的液化天然气都经由此地进入日本；而西北岸的东京港，更是东京圈四千多万人日常生活与产业运转不可或缺的“生命线”——这就是以高端制造业著称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的东京湾，堪称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海上大动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京湾曾是重化工业的聚集地，沿岸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力等重化工企业星罗棋布，港湾烟囱林立、货轮云集。而今，清晨的东京港码头已呈现另一番景象：自动化岸吊运转不停，闸口车流穿梭如织，部分泊位装设了太阳能发电设施，人工智能（AI）系统正实时预测着集装箱库存变化……东京湾正从昔日的制造业中心向绿色智慧港湾蜕变。

从“造岛”到“造城”

　　东京湾位于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太平洋海岸，由房总半岛与三浦半岛相向环抱，面积约1320平方公里。依托这一天然海湾发展起来的东京湾区，通常指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在内的日本东京圈。该区域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3.5%，却聚集了约4440万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占日本全国比例超过三成。

　　东京湾的开发可以追溯至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1603年，随着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此地跃升为全国政治中心，东京湾的战略价值随之凸显。但由于平原面积有限，幕府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向海洋拓展城市空间，佃岛、石川岛等人工岛相继建成。然而，这一时期东京湾的功能仍以海运枢纽和渔港为主，其庞大的经济潜力尚未被充分发掘。

　　东京湾区的真正变革始于明治时代（1868-1912）中期，二战后更迎来跨越式发展。战后，日本重工业迅速崛起，造船、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集中布局东京湾沿岸。然而，受限于土地紧缺，政府只能继续通过大规模填海获取工业用地，环绕着东京湾的大部分滨海地带被开发成人工海岸线，形成了众多人工岛屿。在这些新生土地上，大量工业区与港口设施相继建成，东京港、横滨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等六大港口环湾分布，为东京湾的工业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发展，东京湾区形成了以京滨工业带与京叶工业带为两翼的临港工业格局。京滨工业带的范围从东京延伸至横滨，包括川崎和横须贺，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四大工业地带之一，以机械工业为核心，集聚了众多汽车及摩托车制造厂。此外，化学工业与印刷出版业也占有显著比重。京叶工业带位于千叶县的东京湾沿岸，开发相对较晚，其独特之处在于突破了日本工业地带普遍以机械工业为主的模式，形成了以化学工业为主导的鲜明特色。这两大工业区共同构成了东京湾沿岸具有活力的产业集聚带，既形成差异化发展特色，又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协同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制造业外迁和环境问题加剧，东京湾区进入转型期。曾经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工业海湾，开始悄然褪去“重化工业带”的外衣，迈向服务经济与绿色发展并行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东京湾区各地开始推进港口升级与城市更新，将大量废弃工业区转化为商业设施与文化空间。其中，由工业仓储区蜕变而来的东京台场海滨景观区，正是这一阶段城市再生的典型代表。

　　随着制造业外迁和港口功能外移，东京都政府启动临海副都心计划，将原本的工业、仓储地带重塑为集商务、居住、观光、文化于一体的未来型城市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富士电视台总部、东京国际展示场、大型购物中心和海滨公园在台场一带陆续落成，昔日荒凉的填海地焕发出新的城市活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京湾区的发展重心逐步从传统工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这一系统性转型中，由东京都政府主导的“东京湾eSG（环境、社会与治理）项目”成为关键推动力。该项目瞄准未来50年至100年，致力于构建一个资源可循环、环境零负荷的城市系统，具体路径包括打造零排放建筑与公共交通体系，以及建立以“在地生产、在地消费”为特征的可再生能源网络。随着绿色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东京湾区正在实现从“工业集聚”到“智慧生态”都市群的战略性跨越。

从乱到治：东京湾区规划启示录

　　东京湾区被誉为人工规划湾区建设的典范。

　　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起点上，东京湾一度陷入令人头疼的“繁荣混乱”。彼时，造船、钢铁、化工等产业在湾区迅速聚集，港口成为日本工业的生命线。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管理，东京湾的各大港口陷入无序竞争——船舶滞留、货物积压成为常态，曾经的经济动脉，一度堵塞成了“瓶颈地带”。

　　为应对失控的局面，日本政府迅速采取行动。1950年颁布的《港湾法》，成为东京湾重获秩序的起点，确立了国家在各港口发展中的宏观战略主导地位。东京都港湾局港湾经营部发布的报告称，在《港湾法》制定之前，日本的港口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以及民间企业三方共同管理。该法确立后，规定每个港口只能设一个港湾管理者。这一制度的确立，标志着自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港口行政管理的统一化，具有划时代的改革意义。

　　1967年，东京都政府进一步提出《东京湾港湾计划基本构想》，根据东京、横滨、川崎、千叶、木更津、横须贺六大港口各自的特色优势，明确各港口的分工。其中，东京港主攻内贸与城市物流，横滨港发展国际航运，千叶港专注能源与重工业，川崎港承担原材料流通，木更津发展商贸与旅游，横须贺港则保留军事功能。政府主导的这种精细化分工，使东京湾实现了由“竞争”向“协作”的历史性转变。

　　东京湾区的创新活力与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集聚也密不可分，这种知识溢出效应，为区域产业的升级与创新提供了持续动力。日本政府发布的《2024年首都圈发展情况年度报告》显示，企业层面，截至2022年末，资本金超过1亿日元（1日元约合0.05元人民币）的日本本土企业中，有17412家企业落户东京湾区，占全国总数的58%；其中，资本规模超10亿日元的企业更显集中，达3021家，占全国约64%。外资企业同样呈现高度集聚态势——截至2023年，日本全国共有3172家外资企业，其中约88%聚集在东京湾区。同时，索尼集团、三菱商事、日产汽车、引能仕控股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在此云集，共同构筑了产业创新的核心矩阵。

　　东京湾区也是日本顶尖智力资源的汇聚地。截至2020年，东京湾区内共有232所大学和研究生院，占全国近三成；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总人数超过120万人，占全国约40%。产业、资本与知识的高密度集聚，使东京湾区成为日本乃至东亚最具创新辐射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

　　此外，东京湾区依托政府、龙头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合作，建设了多个新技术示范与试验区域，如柏叶智慧城市、台场未来交通试验区、藤泽生态城及相模机器人产业特区等，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以千叶县柏市正在建设的柏叶智慧城市为例，该项目由柏市政府、三井不动产和东京大学等共同推进，旨在以车站为中心构建智慧城市样板。项目通过“官、民、学”协同机制，在能源利用、交通管理、健康生活等领域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运营模式。

　　“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难题，但政府、企业与学术机构会相互协作，各展所长，这样紧密的合作模式在日本也极为少见。”三井不动产柏叶智慧城市建设推进部工作人员小林悟说。

氢能智行湾区梦，愿景之下隐忧存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推动下，日本正以东京湾区为核心积极布局氢能社会建设，努力打造世界领先的氢能城市群。

　　东京湾区周边集聚了日本主要的氢能研发、示范与产业化项目。川崎重工等企业正在联合推进HySTRA项目，构建覆盖制氢、液化、运输、储存和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该项目计划利用煤化程度最低的褐煤制造氢气，开发运输及储藏液化氢气的实用技术，力争在2030年左右实现氢能源商业化。2017年年底，同样作为日本新能源及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援助项目，川崎重工和大型建筑公司大林组在神户建成日本首座氢能源电热联产系统示范工厂。

　　能源创新之外，东京湾区的智慧交通同样走在全国前列。今年11月1日，东京临海副都心自动驾驶交通系统“百合鸥号”迎来开业30周年。这条连接新桥、有明与丰洲的自动驾驶线路，见证了东京湾区从荒芜填海地到国际化城市副中心的蜕变，也成为东京交通智慧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自动驾驶技术真是了不起，车内总是干净又舒适。”一名乘坐“百合鸥号”20多年的埼玉县乘客在周年纪念活动上感叹道。1995年开通时，“百合鸥号”是日本继神户“港湾线”之后第二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轨道交通系统，它采用当时领先的自动控制技术，能够在无司机操作的情况下精准完成加减速与停靠作业。

　　“百合鸥号”的运营最初被视为冒险之举。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原定进驻临海副都心的企业纷纷撤退，1995年通车初期日均乘客仅2.4万人，不足预期的一半。次年迎来转机，随着东京国际展示场启用，富士电视台总部迁入台场，“一切都变了，乘客一夜之间翻倍。”运营公司营业管理课课长相泽将义回忆说。动漫展、音乐节等大型活动相继举行，“百合鸥号”逐渐成为支撑东京湾区人流与经济活力的重要纽带。

　　进入21世纪后，这条线路持续以智慧化升级引领东京交通现代化。列车车厢改为更适合活动的长座椅布局，系统引入AI辅助调度以应对活动高峰。从2019年起，车站还配备AI翻译机，提升对外国游客的服务能力。如今，东京湾沿线的乘客中，约七成为临时游客和观光客，占比远高于一般城市通勤线路。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0月2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百合鸥号’自运营以来，始终作为连接市中心与临海地区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为东京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分析人士同时指出，东京湾区在迈向未来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生态治理方面，长期工业化造成的海洋污染、泥沙沉积、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尚未根治，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与台风频发也对沿岸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产业结构方面，川崎、千叶等传统工业区在转型升级中面临高成本与设施老化难题，而东京“一极集中”现象依然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持续存在。

　　此外，少子化与老龄化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也对湾区持续激发创新活力形成制约。如何统筹解决环境治理、区域平衡与人口结构等系统性问题，将是对其能否持续引领日本发展的关键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