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澄

编辑/黄红华

　　在英国“脱欧”十年后，据媒体报道，近期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公开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并表示英国未来的归宿在欧洲。这番表态迅速引发连锁反应。此前，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4月底访问美国以修复两国关系之际，英国驻美国大使克里斯蒂安·特纳被曝曾私下说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过时”，“只有以色列”与美国才是这类关系。

　　细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由于英美两国在乌克兰危机、格陵兰岛问题以及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等一系列议题上摩擦龃龉不断，外界评价英美关系已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谷。与此同时，在跨大西洋关系因受特朗普政府持续冲击而引发重大波动的情况下，英国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防务与安全等领域上的立场和利益更趋一致，致使英国、美国、欧盟三方既有力量组合和利益格局发生重大且微妙的变化。

　　“重返欧洲”？继续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实际上，相关限制性因素决定了英国的上述转变将是一个艰巨且漫长的过程，其中面临的不确定性或将长期存在。

2024年1月12日，美英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这张由英国国防部提供的照片显示，英国皇家空军战机对也门进行空袭后返回位于塞浦路斯的基地

“疏美亲欧”？

　　尽管英国政府否认在美欧间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障碍，强调要同步推进英美和英欧关系，但英国近年来在防务与安全相关议题上采取与欧洲大陆国家一致或相近政策主张的做法，给外界造成其已在美欧间作出事实上战略倾斜的印象。

　　一方面，英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安全等重大议题上有意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采取截然对立的政策选项，塑造相对独立的话语叙事和行为方式。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急于甩掉对乌军援包袱，想尽早从冲突中抽身的做法不同，英国重申对乌援助立场，携手法国牵头组建旨在为乌提供战后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并与德国一道“接棒”美国，共同主导“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对乌军援事务。面对特朗普扬言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以及“吞并”格陵兰岛的图谋，英国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加拿大、丹麦以及格陵兰岛的支持。英国首相斯塔默顶住美国对北约欧洲盟友施加的强大压力，表示格陵兰岛的未来只能由格陵兰岛和丹麦共同决定。

　　美以伊战事的爆发，进一步放大了英美间的分歧和对立。战事初期，英国明确表示这场战争与其无关，并将美军对迪戈加西亚基地的使用权严格限定在“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在由战事衍生的霍尔木兹海峡封控问题上，英国更是采取“不支持、不参与、不跟进”的“三不”政策，质疑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作为回应，美国声称考虑重新审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的对英支持立场，英媒视此为严重的外交挑衅。

　　另一方面，英欧在防务与安全领域加速战略靠拢和战术协同，呈现向体系化机制化演进新动向，为打造更具实操性的军事合作架构奠定基础。

　　顶层设计层面，2025年5月，英国与欧盟举行英国“脱欧”以来首次双边峰会并签订《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在情报与行动整合、危机响应机制和军事技术协同三大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改英国长期对欧盟防务一体化抱有的疏离心理与抵触情绪。同年7月，英国相继与法国和德国签订《诺斯伍德宣言》和《肯辛顿条约》，强调对彼此的共同防卫承诺。此外，英国表达参与第二轮“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强烈意愿，希望借此强化与欧洲大陆国家防务合作，提升欧洲整体安全水平。

　　战术协同层面，2026年4月，英国与欧洲九国签署意向书，决定在“联合远征部队”框架下组建不包含美军的“多国海上部队”，抵御俄罗斯从北方“开放海上边界”构成的“威胁”。英媒披露，部队成员包括英国、荷兰、五个北欧国家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英国诺斯伍德设置独立指挥机构，旨在从多个战略方向对俄海上活动实施监视和威慑。作为强化防务自主、打造北约“欧洲支柱”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该部队的组建预示欧洲试图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打造一支既不完全隶属于北约、又能随时嵌入北约军事指挥体系的对俄前沿即战力。

　　作为整个计划的牵头方和最大投入方，英国此举意在向外界表明，其正逐渐由专注于周边防御的“北海守门人”转向欧陆防务的主要参与方乃至“操盘手”，进而确立在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中的不可或缺地位。

基于自身现实利益考量

　　英国的“疏美亲欧”倾向是英方基于自身现实利益对英美、英欧关系作出的务实调整，以便在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变的时代背景下，作出更加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选择。

　　其一，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开启祛魅进程，为其尝试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奠定先决条件。回顾历史，英美“特殊关系”源于二战时期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形成的深度战略绑定，以及双方在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结成的深厚纽带。作为英美关系中的弱势方，英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将“特殊关系”作为指导本国对外关系实践的根本遵循，在维护并拓展自身利益和影响力的同时，通过打造“忠诚且有用盟友”的“人设”，为美国全球霸权行为的“合法性”背书。

　　然而，英美“特殊关系”的先天不对等性及其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弱势方始终存在因强势方调整战略优先事项而被置自身于被动境地的可能。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维持英美“特殊关系”的两大支柱出现同时松动的迹象，致使英国在“特殊关系”中的不对等地位被进一步放大，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桥梁”角色进一步弱化。

　　为此，英国开始集中反思“特殊关系”及其在当下的现实意义。英国驻美国大使特纳抱怨，英美“特殊关系”过于“怀旧和过时”，是“大包袱”。英国议会上院国际关系和国防委员会发布的《适应新现实：重塑英美伙伴关系》报告称，英国必须摒弃对“特殊关系”的执念，重塑对美关系。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政治优先事项表明，未来英美关系将更多基于现实交易和利益，建议增强对美防范意识。此外，英国极右翼政治力量代表、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出于拉拢温和派选民的考量，也认为有必要与美国保持适当距离。英国智库英国外交政策中心民调则显示，英国民众对美国信任度已从2024年的53%骤降至2025年的38%，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鉴于特朗普咄咄逼人、交易式的行事风格，英国理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民众阶层对美认知的疏离感，或将驱使政府出台更多带有“回归欧洲”属性的政策举措。

　　其二，英国对外战略重心向欧洲回摆，希望借此提升在地区重大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成为其向欧陆靠拢的最大现实考量。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尤其是2024年以斯塔默为首的工党政府重新执政后，作为对“全球英国”战略构想的重新校准，英国以防务与安全合作为突破口，将修复与欧洲大陆国家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在英方看来，这既是应对北约东翼安全压力持续加剧的现实需要，更将能够提高英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存在感和参与度，确立其在欧洲防务中的独特地位，并避免因“脱欧”后遗症导致被进一步边缘化。

　　为此，英国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和挑战、持续追加国防投入、增强战备意识，将自身塑造成推进欧洲防务自主的“鼓吹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斯塔默在其任内发布的首份《战略防务评估》报告中，声称“英国正面临自冷战以来最严重、紧迫且难以预测的安全环境”，并将俄罗斯视为“直接且紧迫的威胁”，试图在战略安全认知上完成与欧陆主要国家的深度对接。此外，斯塔默呼吁欧洲国家认清并接受美国减少对欧安全承诺和防务责任的“新常态”，明确表示要为欧洲集体安全尽力，支持“重新武装欧洲”计划。

　　英国还启动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的国防开支增长计划，拟在2027年将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并视情在2029年进一步提升至3%。同时，英国对升级核力量、扩大军工产能、研发国产远程武器等事项作出周密筹划，确保军队始终处于“全副武装、随时能战”状态，既提高对美议价能力，也积极抢占欧洲防务主动权。

　　第三，美国霸权式微下的战略收缩与成本转嫁，成为英国调整对美和对欧关系的重要外部诱因。一年多来，特朗普固持“美国优先”理念，对“不配合、不执行”美国战略优先事项的欧洲盟友，采取言语嘲讽、加征关税、威胁退出北约、调整驻欧美军部署等惩戒性措施。跨大西洋关系裂痕逐渐由单一领域的功能性分歧，升级为涵盖经济、外交和安全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危机。这种乱象背后，实则暴露出美国在霸权衰落过程中出于维护所谓“核心国家利益”需要，逐步向盟友转嫁安全风险和防务责任。诸如军事部署调整等触及跨大西洋安全架构的敏感议题，正沦为美国测试盟友“忠诚度”的工具。

　　以上种种，使得以往“基于共同安全利益和价值观”的跨大西洋关系逐渐褪去原有的价值和作用。对于长期起到平衡美欧关系作用的英国来说，适时作出改变，从跨大西洋关系裂变的被动因应方，蜕变为未来欧洲安全与防务架构的主动建构者，不失为明智之举。

“特殊关系”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应当指出，尽管出现松动迹象，但维系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性纽带尚未出现系统性崩塌，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仍呈现深度互嵌的相互依存状态。对英国来说，美国仍是其最紧密的防务合作伙伴。统计显示，在英国所有联合军售项目中，与美国的合作仍占据重要份额，总价值高达186亿美元。F-35战机项目更是体现出两国军工界的深度协同性和高度互操作性。此外，英国重塑空基核力量的计划也离不开美国支持，英国明确表示将向美采购至少12架可搭载B61-12型战术核弹的F-35A战机。对美国来说，其长期在英国保有约20座不同类型军事基地和约1万名驻军，仍是其在欧洲、中东等地区执行战略威慑和应急快反任务所倚重的战略资产。

　　同时，英美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会使欧洲部分国家质疑英国深度介入欧洲防务与安全事务的诚意和真实用意。英欧在具体防务合作项目上存在的技术性分歧，或被拔高至关乎战略互信的高度，并最终影响双方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来之不易的联合进取势头。

　　而从内部环境来看，英国政治碎片化现象的加剧，将为英欧关系重置前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近期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表明，英国政坛格局正加速向多党竞逐和碎片化方向演进。面对选举失利结果，斯塔默仍试图通过“将英国带入欧洲核心”作为挽救执政危局的重要途径。但面临党内“逼宫”和曾助推英国“脱欧”的民粹主义力量的“前后夹击”，斯塔默是继续采取向欧靠拢政策，还是顾及其他党派关切适度政策回调，前景依旧不明。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