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5日，在韩国首尔世宗文化会馆，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致辞

文/李心卉 马晓霖

编辑/吴美娜

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5日在首尔世宗文化会馆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说，随着6月2日《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

在此前后，韩国女演员安何英（音译）因相关涉日问题卷入舆论漩涡。安何英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谈及家族历史后，网民翻出其曾祖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亲日派”经历。安何英于8月12日公开致歉。据韩媒报道，受相关事件影响，韩国查询家族亲日历史的一家网站高峰期单日访问量突破200万次。年轻人参与“铲除亲日派主题活动”等也受到关注。

“亲日派清算”话题缘何被再次唤醒？最终将止于何处？

争议由来已久

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正式成立。同年9月，韩国制宪国会制定《反民族行为处罚法》，后成立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反民特委”），准备追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部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责任。但这一尝试，很快与国家的现实权力结构发生冲突。

当时，新生的韩国政府亟需建立警察、行政等国家机构，而殖民时期已经进入这些系统的部分人员仍握有一定权力。当时，李承晚政府与“反民特委”矛盾不断扩大，1949年6月甚至发生警察袭击“反民特委”办公机构的事件，调查工作此后迅速陷入瘫痪。

这场失败留下的，不只是若干亲日人物没有得到处理的问题，对韩国进步政治力量和部分历史学界而言，更深层的问题则是：这个新建立国家，是否真正完成了与殖民统治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分离？

随着讨论的持续，“亲日派”问题逐渐超出单纯的历史人物评价，与韩国现代国家的正统性之争联系起来。进步阵营倾向于视“亲日历史”为尚未完成的历史清算议题；保守阵营倾向于将“亲日历史”置于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评价。两者并非截然对立，但“亲日历史”在建国初期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双方长期存在分歧，“亲日”也因此不断从历史问题被重新拉回到现实政治。

20世纪80年代韩国开启民主化转型后，历史清算问题重新获得政治和社会空间。民族问题研究所等市民团体持续整理亲日人物档案，并推动编纂《亲日人名辞典》。到卢武铉政府时期（2003年2月-2008年2月），原本更多属于历史研究和道德评价的问题进一步进入国家法律体系：韩国设立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调查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正式认定；2006年至2010年间，实施追缴行动，将部分亲日行为所得财产收归国家。

由此，韩国逐渐形成两套不完全重合的“亲日”认定体系：一套是历史和社会评价意义上的“亲日派”，范围较宽；另一套是法律意义上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需符合特别法规定并经国家正式认定。历史评价与法律认定之间的这道边界，成为2026年新一轮争议扩大的重要背景。

相关议案于2024年提出。韩国政府认为，第一期调查委员会2010年结束任务后，国家失去了专门主动调查新发现亲日财产的机构，后续追缴能力明显下降，因此有必要恢复专门机制。2026年5月7日，韩国国会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该法将于今年12月2日起正式施行。韩联社报道，根据该法，2010年解散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将重新组建，最长可开展工作5年。

真正争的是“清算到哪里”

如果只是恢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本轮清算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并没有根本性的制度突破。真正的新变量来自网络社会。

安何英曾祖父事件的意义正在于此：普通网友通过数字化史料自行追查一个并非公众熟知的代表性亲日人物的经历，原本高度专业化的历史考证问题迅速转化为大众舆论事件。更多便捷工具的推出，进一步降低了普通人参与历史调查的门槛。

由此，韩国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早前的“社会性清算”机制：学者和国家不再是历史评价的唯一入口，网络舆论可以先形成判断，商业机构和社会组织随后作出反应，正式的法律认定反而可能落在后面。

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家法律可以明确规定什么行为属于亲日反民族行为、哪些财产能够追缴，并设置证据审查、申辩和司法救济程序；网络社会却很难天然形成类似的责任边界。

批评者认为，数十年后通过特别立法追溯财产权，涉及立法、法律稳定性和个人基本权。韩国宪法法院此前总体认可有限范围内亲日财产国家归属制度的合宪性，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法律针对的是特定的亲日所得，而不是因为祖先身份而没收后代自身合法取得的财产。

这一区别在今天尤其重要。追究特定历史行为造成的财产责任，与把祖辈身份转化为后代的长期社会标签，本质上不是同一种“清算”。前者受到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约束，后者则更多受社会舆论影响，边界更加模糊。

因此，韩国下一阶段真正可能引发争论的问题，已经从“亲日派该不该清算”，逐渐转向“国家和社会究竟能够把清算推进到哪一步”。

李在明政府有继续推进这一议题的明确政治动力。该话题具有天然的政治传播力。一边是为独立运动作出牺牲的人，另一边是依靠殖民统治积累不当财产的人，由国家追回后者所得、用于前者福利，能够把复杂的历史问题转化为清晰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层政治选择：在民间舆论突然升温后，李在明政府是否会借势扩大原本已经按计划推进的历史议程？

这种选择受到现实外交抉择等的约束。李在明政府一方面强调追究历史责任，另一方面也在持续推进改善韩日关系。国内历史政治与对外实用主义之间如何保持距离，正在成为这一轮清算能否继续扩大的重要制约因素。

2026年3月1日，韩国民众在首尔参加“三一运动”纪念活动。日本在1910年到1945年间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1949年，韩国政府将3月1日定为国家法定纪念日

如何影响韩日（美）关系

如果本轮清算主要停留在依法认定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相关财产及其处分所得范围内，它仍是一套相对有限的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机制。

但如果社会性清算继续向现实政治人物祖辈、企业创始人、勋章和社会荣誉、国立墓地、公共纪念设施、学校教材以及文化人物家族历史等领域扩展，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届时，讨论焦点将不再只是某一笔财产是否来自亲日行为，而可能逐渐转向“谁的家族具有怎样的历史”“谁能够代表韩国国家正统”“哪些人物应当继续留在公共记忆中”等等。这实际上意味着清算从具体历史责任进一步进入身份政治。

因此，判断本轮清算最终走多远，不能只看调查委员会追回多少财产，更要看社会性清算是否会突破国家法律清算的边界，并把历史责任进一步扩展为现实身份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亲日清算”升温的同时，韩国社会对韩日合作的支持并未明显下降，反而维持在较高水平。韩国东亚研究院和日本国际文化馆今年7月联合实施的第13次韩日国民相互认知调查显示，85%的韩国受访者认为韩日经济合作应维持现有水平或进一步加强，仅3.3%主张缩减；88.9%支持至少维持现有水平的韩日安全合作，66.2%赞成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

这说明，“清算亲日派”并不等于“反对现实中的日本”，历史追责与现实合作可以同时存在。李在明政府也在采取类似的“分离管理”。今年韩日穿梭外交持续推进，两国合作议题延伸至经济安全、科技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历史问题没有成为首脑外交的主要议程。

因此，短期内，亲日财产清算本身很难直接逆转韩日关系。韩国调查本国历史人物和相关财产，首先属于其内部法律问题，日本政府直接介入的空间也较为有限。

当两类历史政治发生“共振”，局面将会有所不同。如果韩国国内社会性清算进一步扩大，同时相关方在独岛（日本称“竹岛”）、历史教科书、日本强征劳工或慰安妇等问题上再次掀起大范围争议，韩国国内就可能出现新的政治压力：既然政府在国内强调追究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历史责任，为什么在现实对日问题上仍要保持克制甚至继续与日本合作？

相比韩日关系，本轮“亲日派清算”对韩美日关系的影响更加间接。其传导逻辑不是韩国国内历史清算直接冲击三边合作，而是国内历史政治问题升温后是否会进一步引发韩日政治摩擦，并由双边矛盾向经济、安全领域扩散。

此前曾出现过类似的外溢链条。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在（日本）强征劳工问题上作出判决。2019年，日本对韩实施出口管制，韩日矛盾进一步向安全领域扩散。韩国政府2019年8月宣布不再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同年11月有条件撤回该决定。

今天的情况比当时更复杂。一方面，韩国社会对日韩现实安全合作有着较高支持度。另一方面，近年来韩美日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明显增强，实时导弹预警信息共享、三边联合演训以及防务部门政策协调等合作机制已逐步形成。

这意味着，即使未来韩日政治关系再次因历史争议承压，三边安全合作也未必同步弱化。甚至可能出现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韩日政治摩擦上升，反而促使美国更加积极推动两国将历史问题与安全合作分开处理，以维护美日韩三边机制的连续性。

（李心卉系宁波财经学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马晓霖系宁波财经学院特聘“红鹰讲座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