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饶金山 

编辑/胡艳芬

2026年，印度一场牵动数百万考生命运的考试再次失守。全国医学入学考试（NEET）在开考前大范围泄题，印度官方被迫取消考试、择期重考。愤怒的学生与家长走上街头，由“蟑螂人民党”（CJP）发起的抗议爆发，矛头直指教育部长。这并非印度“高考”第一次出岔子，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印度博帕尔，学生们正在参加考试

印度并没有一场全国统一的“高考”，本科招生散落在不同主体手中，林林总总的考试各有各的门道。印度总人口中，15岁至29岁的青年约有3.67亿人，本科文凭是普通印度家庭孩子实现阶层跃迁的关键窄门——依据《印度就业状况2026》，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薪资大致是非大学毕业生的两倍。无论是当医生、工程师、律师、公务员，还是移居欧美谋求高薪，一纸本科学历都是绕不开的“敲门砖”。

五花八门的“高考”

印度的本科招生散落在中央政府、各邦政府、高校与第三方机构四类主体手中，不同考试适用的院校和专业范围各有不同。

中央政府层面，印度教育部下设的国家考试局，统筹三场全国性考试。“联合入学考试主考试”（JEEM），面向国家理工学院（NITs）、印度信息技术学院（IIITs）等中央资助的理工院校，部分邦属理工院校也承认其成绩；全国医学入学考试（NEET），面向服务业、医学类本科招生；大学统一入学考试（CUET）则为印度教育部直属中央大学等院校所用，考生依据目标学校与专业的要求，自主选择语言、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等科目的考试。上述三类考试均提供包括英语、印地语、泰米尔语等在内13种语言的试卷。

印度各邦或中央直辖区政府也组织“高考”，主要用于部分地方院校的招生。这类考试的具体要求和覆盖专业因邦而异，考生也不一定局限于本邦（区）。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统一入学考试（MHT-CET）包含工程与技术、药学、农学等专业的招生，同时该邦也举行五年制法学统一入学考试；安得拉邦和特伦甘纳邦则都有工程、农业与药学统一入学考试。

高校自主招生，有时比政府还有名。印度理工学院（IITs）的联合入学考试高级考试（JEEA）堪称“考中之王”。印度理工学院体系共包含23所院校，其中7所承担区域协调角色，负责某一地区的考试事务，这7所院校联合举办，并轮流主办该考试。只有在上文提及的主考试JEEM中名列前茅，且年龄、高中成绩等符合要求的学生才能参加JEEA。2026年，153.8万名印度考生挤进JEEM考场，仅25万人拿到报考JEEA的资格，最终整个印度理工学院系统仅录取18861人。此外，单所高校也可自设入学考试，德里国立法律大学（NLU Delhi）的全印度法律入学考试（AILET）即其一。

还有一类考试由非政府机构与高校联手操办：机构负责组织考试，高校依据考试成绩制定具体录取规则。例如，教育评级与评估基金会的Uni-GAUGE工程本科入学考试，合作院校有30余所。再如，全印度管理协会（AIMA）的本科能力测试，供27所院校的工商管理、计算机应用、酒店管理、商学等专业选用，合作院校可根据成绩自行决定录取名额或进一步筛选考生。

考试名目越多，考生越累。印度考生需要先确定目标院校和专业，再选择相应考试。不同院校和专业的考试要求各异，学生不得不备战多场考试。旺盛的备考需求催生了“繁荣”的教培行业，甚至造就了诸多名震全印的“培训之城”——拉贾斯坦邦的科塔、锡卡尔，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拉图尔、南德德，特伦甘纳邦的海得拉巴，均聚集了大量医学、工程等领域的培训机构，吸引了来自本邦、邻邦乃至印度各地的考生前来受训备考。

更有甚者，当地学校与培训机构合作为学生开展辅导、提供宿舍。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变得日益狭窄且成本高昂。不同背景的家庭，获取信息、资源和承受负担的能力天差地别，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入学结果。

泄题、舞弊与重考

印度“高考”体系纷繁复杂，留下众多规则间隙和操作空间，引发严重的关于公平性的讨论。

2011年，全印度工程入学考试（AIEEE）考前泄题，考试被迫推迟并更换试卷；2015年，全印度医学预科入学考试（AIPMT）因电子设备舞弊而被取消，后进行重考；2016年，特伦甘纳邦工程、农业与医学共同入学考试因考前泄题而重考……无论哪种类型的本科招生考试，都不乏大范围舞弊的情况，由此引发的案件和争议不计其数。

针对本科入学考试过度分散的问题，印度历届政府均曾尝试推进改革，包括整合部分考试、建立特定专业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但相关举措频繁遭遇邦政府、高校乃至印度最高法院的阻力。

事实上，印度国家考试局的三大考试正是多方拉扯的结果。2012年，印度政府试图为中央资助的理工院校建立统一的招生框架，但遭到印度理工学院反对，经最终妥协，形成“政府办JEEM、理工学院办JEEA”的双层架构。

医学统考的推行更是一波三折。2010年底，印度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医学本科入学考试（NEET），这之后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都向印度高等法院提出豁免申请，甚至有私立医院提起了诉讼；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允许NEET与各邦及院校组织的医学考试分别举行，且暂缓公布考试成绩等待案件审理结果；2013年NEET首考后，印度最高法院裁定取消该考试；2016年，印度最高法院又撤回上述判决，恢复实施NEET。泰米尔纳德邦议会试图立法绕开NEET，最终未获印度总统批准。相比之下，只有大学统一入学考试（CUET）的推行相对顺利，自2022年推出以来，适用院校逐年扩容。

经过一系列曲折的改革，印度政府才得以建立针对部分专业、适用部分高校的统一考试，但公平的防线依然脆弱。JEEM在2021年遭黑客入侵远程答题，2024年多个考点曝出舞弊；NEET在2019、2021、2022、2024年均发生舞弊案件；CUET则在2022年和2024年出现多起技术故障和程序错误。替考、泄题、小范围作弊，更是屡见不鲜。

因缺少公平保障，长时间辛勤备考未必能得到相应回报，印度考生群体的不满持续累积。2026年NEET的大范围泄题，把人们积压已久的不满一次性点燃，余波至今未消。

“单薄”的考试局和千万人的考试

印度“高考”折射出印度社会的多重约束与多种特征。

权力运作高度分散，形式的多样反而加剧了机会的不平等。教育权力分散在中央和各邦、政府和私立高校之间，导致印度“高考”体系庞杂。一旦印度政府尝试进行制度性调整，就会牵扯央地、府校权力博弈，因此改革注定困难重重。

此外，权力分散带来了“多元”的招生标准。但对考生而言，标准越多，选择目标院校和专业所需的时间与付出的资金成本就越高。更严重的是，同样的成本落在不同阶层、族群和种姓的家庭身上产生的负担并不相同。

从更深层次看，高等教育选拔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印度政治体系的运转逻辑：法定权力的分散和现实资源的集中并存。制度提供多种参与通道，但有些通道的进入门槛过高，有些通道的利用十分“烧钱”。“多样性”的受益者依靠高等教育获得更多经济机会和政治影响力，在国家发展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从而继续维护“多元”制度格局，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权力格局可以调整，但政府能力难以同步提升。对印度政府而言，比“高考”体系改革更难的，是支撑改革后的体系如何保证正常运转。莫迪政府承接了JEEM和NEET，又增设CUET，还成立国家考试局专职统筹。这本是减轻考生负担、促进公平的进步之举。然而，支撑和保障体系的运转绝非仅依靠行政权力就可以，还需要大量专业可靠的人员。

在14亿人口的大国，以13种语言举行大型考试，难度可想而知。以报考人数最少的CUET为例，该考试2026年有近157万人报名、116.4万人参加，在印度设置868个考点，有37个科目、12906种选科组合，分19个考试日举行，使用332套不同试卷，换算为不同语言版本则共有996套。同年的JEEM和NEET分别有160.5万、228万考生报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充分的监督保障，从命题翻译、身份核验、现场监考到答卷运输，每个环节都隐藏着作弊机会。

在印度海得拉巴，人们在一座图书馆外的“户外自习室”学习

可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印度国家考试局只有39个常设岗位、实际在岗仅24人，常设岗位的多数工作人员还是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任职两三年便返回原单位；在编人员尚且缺乏能力和经验，组织考试大量依靠合同工和外包人员的结果可想而知。人员配置如此单薄，考试“意外”频发，几乎是注定的结局。

天平两端：补贴与教育

更深层的问题，是钱花在了哪里。从2014/2015财年到2025/2026财年，莫迪政府的直接利益转移（DBT，指现金和实物补贴）从0.39万亿卢比飙升至7.51万亿卢比；同期教育部实际支出却只从0.69万亿增至1.23万亿，两者的增幅相去甚远。福利可以济贫，教育方能治穷，二者各有功能，但政府投入明显失衡。原因无他，补贴见效快，能直接兑现成选票；教育是“百年树人”，利国利民效果却难立竿见影。2024年2月，印人党宣传“十年执政成就”，赫然列出“累计向居民直接转移34万亿卢比”。

预算的天平同样倾斜。2026/2027财年预算案中，印度选举委员会预算同比增长25.3%，教育部的预算仅增长8.27%。2026年冲击莫迪政府的两场最严重社会抗议，一场因NEET大范围泄题、一场因选民名册大规模修订而起，矛头分别指向教育部长和选举委员会首席专员。可见，资源配置的次序与治理成效，已招致越来越大的质疑。

印度长期把“人口红利”视为最突出的发展优势。莫迪政府许诺，2047年建成发达国家、打造全球知识超级大国、“再次成为世界最卓越的知识中心”。可没有公正的选拔与充分的培养，人口不会自动转化为人才，红利只是愿景，优势只停在纸面。当向上流动的通道连基本公平都保不住时，庞大的人口不会成为资源库，而可能成为一座蓄势待发的“火药桶”。

（作者系南亚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