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 李佳旭 蒋彪（发自哈瓦那） 

编辑/吴美娜

古巴演员、导演豪尔赫·佩鲁戈里亚执导的电影《匿名神经症》10月16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哈瓦那亚拉影院”举行全国公映的首映活动。尽管当天下午下着雨，仍有众多观众前来。“这部电影是献给你们的，献给古巴观众的。”佩鲁戈里亚说。

影片由古巴和墨西哥合作制作，改编自主演米尔塔·伊瓦拉创作的同名话剧。伊瓦拉饰演的伊卢米纳达在电影院工作了30年，银幕寄托着她未能实现的演员梦想，也抚慰着她在生活和婚姻中遭遇的挫折。当影院面临拆除，她与同事决定拍摄纪录片，争取保住这处精神家园。

影片讲述的困境，也与创作者面对的现实相互映照。佩鲁戈里亚说，自己另一个原定开拍的电影项目虽然已经完成排练，但因为燃料短缺而不得不搁置。“我们没有办法拍电影，因为没有燃料。”

2026年8月15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23街，观众参与第十届古巴夏季电影节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对佩鲁戈里亚而言，电影本身就是回应现实的一种方式。“我们的电影反映现实，承担着责任，为社会中的批判性思考提供了空间。”他说，这是由前辈们开辟、他们希望延续的电影传统。在艰难的现实中，伊瓦拉仍珍视幽默的力量：“它让我们即使面对自身的困苦也能笑出来，它拯救我们，就像一剂良药。”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继续拍电影。”佩鲁戈里亚说。这句话，也在今年的古巴夏季电影节上得到印证。电影，这个曾让古巴全民沸腾的艺术形式，在大环境相对困顿的当下，依然散发着其独有的生命力。

“一场都不想落下”

今年夏季的一天，哈瓦那23街中央，临时摆放的投影仪打出第一束光，人群中的窸窣声愈来愈小。一块并不十分明亮的银幕、周围店铺零星的灯光，加上有车不时驶过，将数十个人影隐入明灭不定的微光里。

电影即将开始。

创办于2016年的古巴夏季电影节，今年迎来第十届（有一年没有举办）。在哈瓦那居民记忆中，影像与声音带来的纯粹感动，是电影节带给人们每周最后几天的幸福。“我特别喜欢这个活动，每周六都特地从普拉亚区赶来。”一名男孩说。

“我迫不及待地盼着周四到周六，一场都不想落下。”一名住在附近的女士说。她大学的学习方向是社会文化研究，曾在美术馆工作，现在是一名美甲师。每逢放映日，她都带领着家人早早落座。大约两个钟头后，电影即将结束，观众陆续离场，她却偏爱留下来，在一行行片尾字幕中寻找熟悉的电影人。

因为供电紧张，放映电影要利用太阳能设备和便携式电源，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局（以下简称古巴电影局）于是把放映厅搬到了机构门口的哈瓦那23街。

“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我会为电影由衷地鼓掌，因为这是我们与自身文化和历史的重逢。”美甲师女影迷说。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当地居民望着一架用于拍摄电影《速度与 激情8》的直升机

古巴电影“出道即巅峰”

对古巴的过去和现在而言，电影都不仅是忠实的记录载体，也是它活泼的参与者。

1897年1月，电影发明人、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加布里埃尔·韦尔抵达哈瓦那。此时，距巴黎观众最先被银幕震撼，不过一年有余。

古巴由此成为最早接触电影的国家之一。无人预见到，这座距法国近8000公里的加勒比海岛国家，日后将为世界电影史留下非凡一章。

1958年，古巴全岛共有500余家电影院，仅哈瓦那就有130家，比肩纽约和巴黎。只是，盛极一时的电影市场大多被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外国影片占据，古巴民族电影工业相对薄弱。

1959年3月24日，古巴革命胜利仅80余天，古巴电影局宣告成立。这是革命后古巴设立的首个国家文化机构。

当时，“艺术”与“工业”并置，昭示了古巴政府的雄心：既要使电影成为独立的民族艺术，也要建立支撑其持续发展的工业基础。

从摄影棚、洗印室到融资、制片、发行，从影院网络到国家资料馆、学术刊物……电影人决定建立一套覆盖创作、生产、传播、保存和理论批评的完整体系。

“古巴电影局不仅见证了革命，也在自己的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古巴电影学者胡安·加西亚如此评价。

激荡的革命氛围，首先催生了纪录片电影的繁荣。1960年6月，第一期《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局拉丁美洲新闻片》（以下简称《新闻片》）上映。此后30年间，每期约10分钟的《新闻片》几乎每周制作，送往各地影院放映，累计制作了近1500期。

《新闻片》记录古巴政治、社会、文化等生活，也将镜头投向拉非亚乃至世界各地。“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古巴一国范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9年将《新闻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说，“即便仅作为记录古巴政治的档案，它们也足以在世界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是关于古巴革命史最为详尽的影像。”

《新闻片》的意义不止于记录历史。古巴导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给我两张照片、一台剪辑机和一点音乐，我就能做出一部电影。”他大胆运用照片、报纸、电影片段、电视画面、漫画、海报、古典乐、现代乐、录音等多种视听材料构建蒙太奇，为新闻注入鲜明的作者性，赋予其独特的艺术趣味。

故事片紧随其后。1968年，古巴导演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亚执导的《低度开发的回忆》和古巴导演温贝托·索拉斯执导的《三个露西亚》相继登上大银幕。前者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将新闻影像与主角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主角塞尔希奥的精神漂泊因此成为观察古巴社会转折的一扇窗口；后者以三种摄影风格和叙事语言，描述3个同名女子的命运，观照古巴的历史变迁。

一类植根于鲜明民族经验，又具有强烈现代主义气质的古巴电影，开始在世界崭露头角。此时，距古巴电影局成立还不到十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就，在20世纪很难找到第二个。

让每个人都实现接近电影的愿望

“您觉得电影是什么样的？”1967年，在古巴东部山区，古巴导演奥克塔维奥·科塔萨尔问村民。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它，那一定是很美、很重要的东西。”一名抱着孩子的女子说，在她身旁，还站着另外3个孩子。在村里生活了15年，她从未出去看过电影。

晚上，百余名村民第一次在银幕前观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光映在人们脸上，孩子们睁大双眼，大人们不时发出笑声。科塔萨尔将这次放映经历拍成一部9分钟的纪录短片，取名就叫《第一次》。

这样的“第一次”，渐次在古巴许多偏远地区发生。

古巴革命后不久，常能看到骡子沿着山间石径攀登，跨过河流，将放映机、银幕，甚至宽银幕镜头驮进山区。抵达村落后，赶骡人便充当放映员。

1961年，流动电影放映在古巴兴起。到1968年，流动影院已放映超过7万场，农村观众累计约750万人次。德国阿森纳电影学院称之为“视听扫盲”。

城市里的光景同样别开生面。过去近60年后，古巴资深影评人、《格拉玛报》创刊成员罗兰多·佩雷斯·贝当古仍记得自己在位于哈瓦那领事街的美琪影院观看《伊甸园之东》的情形。

“它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更高层次的艺术表达能够同时开启人的情感与心智——尽管对于一个当时年仅11岁的孩子来说，这种表达或许过于高深。”贝当古在2019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回忆道。

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城市记忆，常常与某座电影院的历程密切相关。透过银幕，人们看到不同的审美与思考趣味，同时感知自己与世界的距离，享受属于彼时的古巴生活。

“在佩雷影院，我观看了震撼人心的《四百击》，沉浸在新浪潮中；在坎波阿莫影院，我看到不少观众因《处女泉》中的‘残酷’片段离场；在阿斯特拉尔影院，我母亲在观看《大白鲨》时惊恐地抱住了我；我的小女儿玛列拉为了看《生活依旧》，特意打扮成大人模样，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读者纷纷留言。有人怀念一家人结伴去街区影院的日子，花钱不多，也不必搭车奔波；有人记得年轻时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牵起姑娘的手；还有人说，初恋女友曾在塞万提斯影院亲吻过他。

“那不只是坐进黑暗里观看一个故事，也是朋友相见、年轻人恋爱、人与人共同度过时间的社会空间。”胡安·加西亚说。

银幕之外，古巴电影局还邀请一批年轻设计师，以大胆的色块、线条和隐喻，为电影印制手工丝网海报，形成独树一帜的海报传统。如今，人们仍可从古巴电影资料馆收藏的两千余件作品中感知这一视觉奇观，它们于2023年同样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走进古巴的，还有一代代电影人。

古巴电影局成立后的最初十年，哈瓦那一度成为世界电影交流的枢纽。切萨雷·扎瓦蒂尼、约里斯·伊文思、克里斯·马克、阿涅丝·瓦尔达、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等传奇影人先后来到古巴。古巴青年也前往莫斯科、布拉格、罗兹等“电影圣地”学习。

1979年，哈瓦那新拉美电影节创办，之后逐渐发展为地区重要的电影交流平台。1986年，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费尔南多·比里、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等拉美文艺先驱的推动下，古巴国际电影电视学院诞生。数十年间，这座最初计划面向拉非亚青年的“三大洲学校”，培养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学生，成为国际知名电影学府。

在学院诞生前，让更多人实现接近电影的愿望，早已写进古巴的电影理论。1969年，古巴导演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提出“不完美电影”概念，试图打破由少数文化精英决定电影趣味的局面。其主张大体有三：不把技术精良和形式圆满视为电影的最高标准，不替现实得出结论，以及打破专业电影人与普通观众之间的界限。

由此，电影，同它的方方面面一起，尽数走向古巴街头。

“电影，就是我们的生活”

到了今天，“古巴革命电影”已成为学界概念。所谓“革命”，首先标志着这些影片诞生、成长于革命进程中。而它们之所以被反复品读，原因更在于它们在此基础上向前更进了一步，在认同之余不断审视社会与个体。“批判并深化我们身处的现实。”托马斯·古铁雷斯·阿莱亚说。

不过，要让思想成为电影，还需找到相应的艺术表达。“像一幅拼贴画，什么都可以往里面放一点儿。”1968年电影《低度开发的回忆》中的这句自反式（对自己的观察、反思）台词，似乎正是导演阿莱亚对自身创作方式的说明。得益于广泛而活跃的国际电影交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苏联蒙太奇、法国新浪潮、东欧电影等的多样探索，成为古巴电影构建自身艺术语言的丰厚养分。

英国电影学者迈克尔·沙南由此认为，古巴电影有自己的性格。它扎根社会历史，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具有政治性，又超越朴实的宣传；它不断改造既有类型，在视觉和叙事上保持着游戏精神与实验冲动。

只是如今，受制于愈加有限的资源，新近问世的古巴电影已不算多了。银幕与现实彼此映照的“共时性”，也渐渐让位于对过去的“历时性”回望。与此同时，盗版影音资源的流行和现实生活的压力，进一步弱化了人们走进影院的意愿。在哈瓦那街头随意打听，许多人会告诉你，自己已多年没有去过影院。

但古巴仍在努力守住电影。古巴电影局主席亚历克西斯·特里亚纳今年5月表示，过去两年间，古巴克服种种阻碍，完成了十余部长片。电影机构也开始更系统地与独立制片力量合作，使一些过去不得不在国外完成的后期制作得以转回国内。电影促进基金每轮仍能吸引30多个项目申报。此外，古巴在推动恢复电影发行放映能力，建设由全岛约180处电影空间组成的放映网络，重启丝网印刷海报工坊，修复经典影片，尝试把电影院改造为兼具戏剧、舞蹈和音乐等功能的社区文化中心……

记者今夏目睹的那场依赖临时电源的街头放映，或许正是这一漫长努力的朴素延续。“千万别让电影消失。”正像那位美甲师女影迷所说，“电影，就是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