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巨牙象克雷格停在了54岁。

  象牙先触地，随后是身体。没有挣扎，没有叫声。尘土扬起，又很快落下。

  “它吃完草，安详地站着睡着了，好像在等我来跟它见最后一面。”肖戈说。

  克雷格倒下的前一晚，39岁的马赛人丹尼尔整夜陪在旁边。向我说起那晚的场景时，他的泪水又一次漫上眼眶。

  “在场的看守员、野保机构成员、兽医、社区志愿者和牧民们，许多都忍不住垂泪。”丹尼尔说。自2014年开始，几乎每天，他都骑着摩托车，沿着克雷格的足印找到它，远远地看它喝水、吃草、游荡。“接受它的离开太难了。”他说。

  丹尼尔和肖戈都见过克雷格壮年的样子。2015年，生态摄影师、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肖戈第一次见到克雷格，形容它“具有超级明星般的风采”——高大庄严、眼神慈悲、充满智慧。“如果没有物种距离，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他说。

  事实上，肖戈也只比大象克雷格大5岁。在非洲拍摄野生动物16年的他，见到克雷格时感到一种天然的亲切和仰慕。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助理局长保罗·万比记得克雷格临终前眨眼的样子：“眼神中有感谢、有怜悯，似乎是在叮嘱我照顾好它的后代。”

  2026年1月3日，克雷格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自然死亡。它和人类共同走过半个多世纪。

  1972年，克雷格在安博塞利稀树草原出生，在母系象群的庇护下长大，成年后独自游历。它绕过盗猎的子弹和毒箭，躲过残酷的干旱和人象冲突，一步一步、安稳地走向了老年。

  它的生命，是神秘生态孕育出的作品，是自然法则在时间中从容展开的证明，也是人类贪婪与守护博弈的见证。

  “象牙诅咒”

  克雷格的巨牙垂向大地，盗猎者的枪口却总是高悬。

  很长时间里，象牙是一种“诅咒”，拥有巨大象牙的雄象往往最先被盗猎者击倒。

  20世纪70至80年代是象牙买卖高峰期，约十年间，非洲大象数量几乎减半。在全球禁令出台后，偷猎并未停止，反而因黑市需求回升和组织化犯罪增长，在2010年代再次出现高峰。

  肖戈向我介绍，一段时间内，在人类定向的盗猎压力下，不长象牙或象牙极小的大象个体更容易存活和繁衍，“无牙”或“短牙”这一原本罕见的遗传特征在部分象群中显著增加。

  这是一种因人类导致的进化方向，是象群为活命付出的代价。

  克雷格躲过了非洲象被大规模盗猎的黑暗年代，经历了保护理念逐渐取代掠夺逻辑的转折时刻。它得以幸存，一定程度上源于人类在某些历史节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安博塞利大象保护信托基金培训协调员诺拉·恩吉拉伊尼带我参观了她的“移动办公室”——一辆越野车，后座的两个塑料箱里满当当地装着记载成册的大象档案：图像、家族、栖息地、时间、编号、笔记日志……“安博塞利目前栖息着约两千头大象，我熟悉到远看轮廓就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她合上档案说。

  她的办公基地平行摆放着一列象骨，通过下颌骨上的齿痕可以分析出象生前的性别和寿命，一方面作研究和展示，一方面向受众作警示和提醒。

  “很多像我一样的志愿者都在为象群做着努力。”她说。

  大生命基金会安全事务负责人弗朗西斯·莱吉办公室的白板上，密密麻麻记录着2011至2025年间因人与自然冲突导致大象被害的案例。周旋于政府、社区与自然之间，让他欣慰的是，案例在逐年减少。

  在安博塞利及其周边生态系统内，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KWS）、科研型机构安博塞利大象信托基金会（Trust For Elephants）与社区导向组织大生命基金会（Big Life Foundation）形成了分工互补的保护网络：国家层面负责执法与栖息地管理，科研机构通过长期追踪与数据研究理解大象行为，地方组织以反盗猎巡护和社区共管减少人象冲突。

  法律、科学研究与社区行动被拧成一股绳，不仅压缩了偷猎空间，也为象群留下可生存的路径。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大象得以安享晚年。

  “我们是大象的‘律师’，我们得为它们发声。”弗朗西斯·莱吉说。

  “游猎悖论”

  63岁的旅行向导、当地人加西尼从小和草原上的动物一起长大。

  伴随清晨第一批游览车驶向草原中心，他熟知象群的习性，知道何时该在何处停下。游客举起相机，快门声短促而密集。

  门票、营地、向导、巡护、社区分成、当地财政，这些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一方面，发展旅游是保护体系的重要支柱，巡逻、研究、保护得以依靠经济维系；另一方面，越来越近的拍摄距离、无线电共享动物定位，也在无形中改变了野生动物的行为模式。

  同样，对于当地牧民而言，他们被纳入“社区保护者”叙事，却并不总能分享旅游收益。“在限制放牧、限制建设、限制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还得想办法吃饱饭。”加西尼说。

  旱季的车辙变成了固定车轨，湿地边缘的营地在夜晚亮起灯光，发电机持续低鸣。

  “需要承认的是，人类有时离得太近了。”保罗·万比说。

  克雷格对此早已习惯。

  相机举起，它安静伫立；无人机升空，它继续咀嚼。

  马赛人与牲畜的饮水需求，干旱的资源压力，野生动物频繁越界的现实冲突，让它生活在一个人类活动高度介入的生态系统中。

  克雷格学会在被观看时继续进食，继续站立，继续等待。这样的“温顺”备受游客喜爱。

  但我总在想，当一头野生动物如此“可被观看”，它是被妥善保护，还是被驯化至贴近人类的期待？当它开始不回避人类，这意味着信任，还是被迫适应了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舞台？

  “共生困境”

  象群穿过农田，道路切割湿地，保护区的边界被一再重画。

  在安博塞利牧区，大象偶尔会破坏栅栏、毁坏粮食，但马赛牧民们也会允许大象喝畜牧用水、吃百姓家的草。当地人认为大象的粪便可以治胃病。诺拉·恩吉拉伊尼说，“人与象之间的冲突确实存在，但好在这里的社群知道如何和大象共存。”

  人们在纪念克雷格的自然死亡之余，还有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已知巨牙象约84只，分布于非洲不同保护区。

  克雷格的后代仍生息在安博塞利地区，但巨牙象的数量仍在减少，气候变化、栖息地破碎和人口扩张未曾停止。

  共生，是一场持续拉扯、充满不适、不断修正的过程。

  如今，克雷格的照片被印在旅游海报上，也出现在商业品牌的公益合作中。当肯尼亚人喝着印有以克雷格形象为标志的塔斯克（Tusker）啤酒时，他们或许也会想起这只曾与我们共同存在半个世纪、融入人们公共记忆的生命。而它也在以这种方式提醒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保持关照。

  风吹过旱季的草丛，带起尘土和干叶。克雷格的身影融入草原的记忆。

  乞力马扎罗山脚下，象群仍在行走，象牙低垂，步伐缓慢。

  而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与它们一同走向未来？（郑梦雨）